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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題:    一個三線城市的艾滋故事:男同感染者占八成,親人冷漠歧視比病毒還可怕     點閱:118   2017/7/4 上午 01:54:16
一個三線城市的艾滋故事:男同感染者占八成,親人冷漠歧視比病毒還可怕

一個老人在體檢時查出了艾滋病病毒。他年紀大了,在兒子家住著,還得照顧孫子。電話打過去,他兒子接了,先把我罵了一通,然后直接把他父親所有的東西從家里扔出去,不讓他再進家門。之后,我再給老人打電話,他直接跟我講:“就當我死了吧。”

一個三線城市的艾滋故事:男同感染者占八成,親人冷漠歧視比病毒還可怕

小城疾控中心辦公樓的走廊 圖 / 馬程

每日人物 / ID:meirirenwu

文 / 馬程 編輯 / 楚明

我在山東一個三線城市見到了老張。他是當地疾控中心艾滋病防控辦公室的負責人,在過去的15年間,一直跟艾滋病患打交道。

艾滋病早已不是陌生事物了,病情也能得到控制,不是恐怖的“絕癥”。在我想來,人們不會再談“艾”色變了。但聽完老張講的故事,我還是很意外,原來在他工作的那棟走廊見不到光的辦公樓里,每天都上演著普通人體會不到的人情冷暖。

老張還提到了一個細節:在當地,恐慌艾滋病的時期已經過去了,但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卻越來越多了,而男同性戀患者占了八成以上。在那個稱不上開放的三線城市,很少有人能真正理解男同性戀艾滋病患。親人的冷漠和歧視,比艾滋病病毒還要可怕。

以下是老張的口述。

1

我所經歷的,跟生活的這個城市一樣,沒有太多驚天動地的故事。在過去的15年里,我主要負責的是艾滋病的管控,日復一日,年復一年。

我上班的辦公樓,走廊從來是黑暗的,只有盡頭的窗戶,會透進來刺眼的光。

病患接到的通知復查的電話,都是從我們這里打來的。這個電話足以改變他們的后半生。

打第一通電話的時候,我們很謹慎,通常只會說,“這里是疾控中心,請你來復查。”或者,“你的檢查結果出來了,請來疾控中心領取”。

一個三線城市的艾滋故事:男同感染者占八成,親人冷漠歧視比病毒還可怕

一張艾滋病人的檢查報告。 圖 / 馬程

感染者接到我們的電話,一般都小心翼翼,聲音放低,害怕周圍的人聽到。

很多人到了辦公室門口,看到了“艾滋病防治”的牌子,才明白過來,不敢推門進來。有病患是家人陪著來的,家人看到了牌子,就在門口開始哭喊大罵,我只能把他們勸進來。

等他們到了,我會請他們到辦公室沙發上坐一會兒,倒上一杯水,再慢慢和他們解釋。

語調要溫柔,但是不能拐彎抹角,這樣他們會想得更多。一定要給他們時間,看住他們,臨近城市真有人直接從窗戶上跳了下去。一般是半個小時,最多一個小時,他們會逐漸從悲傷和懊惱中緩過來。

知道自己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后,每個人的反應都是不一樣的。有人立刻崩潰,吵嚷著要自殺,有人則憤憤地喊著去殺傳染他的人,而很多年輕人只是無奈地搖搖頭,沒有太大的情緒波動。

他們埋怨,我們就聽著。然后我們再帶著誠意,告訴他們,“這沒什么,國家正式發布了雞尾酒療法,病情完全可以控制,用藥之后可以正常生活”。

我接觸過的年齡最小的病患只有16歲。他是通過一個男同社交軟件約會被傳染的。他的父親一直在農村,在此之前,根本不知道這個群體的存在。

我們這個地方,因石油而興,如今又日漸衰落,一直到2016年才通了客運火車。城市里只有少數幾個酒吧、商城和百貨大樓。西城的油田少年宮,曾經是整個城市唯一的游樂場,但隨著時間的推移,已經一片破敗,水塘里長滿了藻類,玩具也生了銹,被棄置一邊。幾年前,這里還是男同群體約會的地方。

隨著同性交友軟件的流行,更多的交友都轉入“地下”,進入更加邊緣的空間。不同于大城市,這里沒有專門的同性戀酒吧,也很少有大型的聚會。他們的世界,在別人眼里,顯得更加隱秘。當然,還有所謂的“混亂”。

2

在我們這個相對封閉的地方,很多觀念遠沒有想象中那么進步。男同患者會背負道德壓力,很受歧視。而最大的歧視,通常來自他們身邊最親近的家人。

小濤是在2010年檢查出感染艾滋病的。他的家庭情況很好,父母以前都是機關干部。他從小非常優秀,考到了一本學校,學的是熱門的信息技術專業。他在一次痔瘡手術前驗血時,查出艾滋病病毒。那年,他只有20歲。

他第一次來疾控中心的時候,是70歲的爸爸陪著他。我在電話里只告訴他們房間號,當他爸爸在外面看到牌子——艾滋病防治辦公室,就開始喊,根本無法接受這個事實,當場要打他兒子,被我攔住了。

小濤在辦公室里哭了很久,他的父親一直在嘆氣,我就勸他們回去好好生活,按時吃藥,“路還長呢”。

一個三線城市的艾滋故事:男同感染者占八成,親人冷漠歧視比病毒還可怕

疾控中心存藥的柜子,按照國家規定的“聯合用藥”,一個艾滋病人每次會同時吃三種不同的藥。 圖 / 馬程

后來,小濤畢業后,家里人在區里給他安排了工作,逼著他搬回家住。他定期過來拿藥,有時父親會幫他拿。但只要他的父親來,就會跟我埋怨兩句。

從父親的口中,我大體能猜出來,家里人對小濤的態度已經改變了。小濤再也不是他們的寶貝兒子,而是成了一個累贅。只要他在家,父母會給他拿上單獨的盤和碗,他的物品和其他人的要隔著一個空間。侄兒侄女回來,都不準和他接觸。家里人和他在一起,除了大眼瞪小眼,很難再交心了。

“我就想直接把他關在家里,就關上一年,讓他徹底斷了對男人的念頭,再到農村給他找個媳婦。”有一次,他父親直接這樣說。

我嚇了一跳,只好連哄帶嚇,不斷提醒老人,性取向是很難改變的,尤其不能再禍害其他人。

這樣過了不到一年,小濤突然聯系不上了,連他父親的電話也打不通了。

還有一個病患,跟小濤父親一樣,都是在本地有一定社會身份的人。他是縣城的公務員,感染了艾滋病病毒,對全家人坦誠相見,但這件事在第二天就傳得滿城風雨。

家里人都避開不見他,出門背后有人指指點點。單位還專門給他安排了單獨的辦公室,和其他人隔開。同事吃飯聚會不叫他。有一次他想請3天假,領導趕緊給他批了兩周。

一個老人在體檢時查出了艾滋病病毒。他年紀大了,在兒子家住著,還得照顧孫子。電話打過去,他兒子接了,先把我罵了一通,然后直接把他父親所有的東西從家里扔出去,不讓他再進家門。之后,我再給老人打電話,他直接跟我講:“就當我死了吧。”

3

歧視和偏見,會讓男同群體隱藏得更深。

一個三線城市的艾滋故事:男同感染者占八成,親人冷漠歧視比病毒還可怕

小城的游樂場現在已經荒廢,廁所附近是以前男同聚會、約會的地方。 圖 / 馬程

前兩年,我們會和同性社團組織一起,在他們聚會的時候,去現場去干預。經常,他們正在酒吧里有說有笑,放著分貝很高的音樂,我們就進去了,再把音樂關上。

我拿著話筒講艾滋病是怎樣傳染的,要注意什么。為了吸引更多的人,我們會免費發放避孕套和潤滑油。

最后,我們都會在隔壁的一個空房間里,安排驗血。幾乎每次都會查出新的艾滋病病患,最多的時候,24個人來驗血,有6人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。

看到結果,我們都有些惶恐和無力,難以想象這個群體里實際有多少人感染。有幾次,我通知病患的時候,有人哭完了就開始咬牙切齒地大罵,“一定是他,一定是那個人感染我的,我說為什么那次死活不戴套!”

還有病患對我形容,每次去聚會,會發現“都是親戚”,不是前男友,就是之前約過的人。

曉東是我們這里的“常客”。其實,他不是艾滋病患者,但他身邊好幾個朋友都查出來了。

去年,他的朋友馬哥在獻血的時候檢測出了艾滋病病毒。知道結果的時候,馬哥幾乎崩潰了,在床上躺了一天,第二天給曉東打電話,眼里冒著火,說:“我知道是誰干的了,真想去把那人殺了。”

遇到曉東這樣的“混圈子”的人,我會提醒兩句:“你可注意點啊,常在河邊走,哪能不濕鞋。”

有一次,一個艾滋病患在曉東家玩的時候用了他的剃須刀。曉東怕有帶病毒的血液留在了上面,一宿沒合眼,第二天就跑過來驗血。我告訴他,血液在24小時之后就沒有傳染性了。

曉東變得很惶恐,每隔一兩個月就要來檢查。有時候恐懼到上洗手間的時候,水濺到身上,他心里都會“咯噔”一下,恨不得馬上去醫院查一下。

如今,曉東已經有了固定的男朋友,還一起買了房子,說以后要一起住。但是實話說,這個圈子里的交往很難長久,他自己也說也許過幾天就散了。

說來也感慨,我們的病人檔案001是一位2005年查出的患者,最初的幾年,很多患者都失訪了。當時,很多人認為艾滋病是絕癥,患上就沒有救了,就自暴自棄,拒絕接受治療。

現在艾滋病有救了,感染者數量卻一直在增長,尤其是男同患者比例居高不下。

我們這里沒有針對男同群體的正規NGO。我的一位女同事,曾勸說很多男同來做志愿者——找圈里人來驗血,或者在活動上做演講。其中就有曉東,他是熱心腸,一直幫助身邊的患病朋友。但和大部分人一樣,曉東最后也沒有來做志愿者。

原因是,他們都不想拋頭露面。

4

小濤終于在今年2月再次出現在我的辦公室里。

這一次,小濤的狀態非常不好。他走路都有些顫抖,兩眼沒有神。頭發也剃光了,裸露處,可以看到大塊的血斑。手套脫下來,手上有更多的血斑,已經開始潰爛。

他坐在一邊不說話,辦公室里只能聽到母親的哭聲和父親不住的嘆氣聲。

原來,小濤離家出走了兩次。第一次,他在濟南、淄博、南京等很多城市飄著,中間認識了一個男朋友,比他年齡小,會照顧人,想一起生活。但當他把男朋友帶回家,家里很快炸鍋,父親直接沖上去,拿了1000塊錢路費,把男朋友趕走了,又把他鎖在了家里。小濤趁家里人不注意,再次離家出走了。

他去了外地,換了手機號碼,不再和家里人聯系。由于在外地工作和合租,吃藥怕別人發現,他就沒有繼續用藥。他的父親覺得生氣和丟人,不主動聯系他,也不接工作人員的電話。

小濤體內已經產生了一定的抗體,病癥已經很嚴重了。

我震驚之余,趕快對他們說,現在用普通的藥已經沒用了,要趕快去北京的醫院治療,否則這樣的情況,他撐不過半年了。

一個三線城市的艾滋故事:男同感染者占八成,親人冷漠歧視比病毒還可怕

圖 / CFP

“你說你還回來做什么?”這句話,小濤媽媽重復了很多遍,語氣里有嫌棄,也有些不舍。

哭喊了一陣子,他們還是走了。再一次見到小濤是兩個月之后,他自己來辦公室里拿藥,笑著和我打招呼。臉上、手上,還能看到一些傷疤,但是人的精神已經很好了。

那天回家后,他決定去北京治病,但沒有親戚朋友愿意陪他。最后,70多歲的老父親陪他去了。前后10多天,病情很快穩定住了。小濤的爸爸一直在身邊,給他打飯,接屎端尿的。他心里也開始愧疚,病好后,就回家工作了,平時也會照顧父母。

“在醫院里,我和爸爸聊了很多,他也不想再看著我難受,我也不想再讓他擔心了。” 小濤對我說。

看上去,他和家人之間,終于有了一個和解。

遇到那個年紀最小的16歲患者后,我將他父親叫到了辦公室,給他講了這個故事,希望他們不要再走小濤家的彎路。

這個父親最開始在孩子的手機里發現了裸男的照片,狠狠地打了孩子三次。孩子后來很少跟他說話,經常在社交網站交友,退了學,天天不務正業。

孩子來檢查的那一天,說漏了嘴,說是一個“客戶”傳染給他的。我沒有告訴這個父親真相,只是囑咐他多花些時間陪兒子,幫他找個正經工作。

這個父親嘆了口氣,“災禍啊!”

(文中均為化名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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